第四十三章 朝堂里的一些小事
大宋君臣们在观稼殿内开了一个下午的会,虽然大部分事情都要赵骏眼睛恢复之后才能做,但也不是真什么都没谈成。
比如他们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,就定了一个大概的规划。
首先是等赵骏眼睛恢复之后,看他能不能帮助大宋解决三冗问题,强盛国家,发展大宋的武力。
只要大宋的武力能够抵挡住辽国和西夏的进攻就好,不奢求能够立即灭夏破辽,这样他们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腾出手来,解决内部问题。
如三冗之害、税收制度,财政支出、教育改革等等,到时候一边可以派出船队出海寻找橡胶和石油,一边让赵骏帮忙补上缺失的科学体系问题,寻找到理科中缺少的推导部分。
之后就是顺理成章,开启工业革命,然后国家迅速崛起,称霸东方,脚踹西夏,拳打辽国。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,再殖民全球,成为世界霸主,赤旗插满蓝星!
当然。
这帮人展望未来,想得倒是挺美。
其实就给自己画大饼的宏伟蓝图,要是赵骏听到的话,估计得乐得肚子疼。
不过他们也不是完全嘴强,还是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方案。
比如交引法就是冗费之一,三相三参都认为要全力支持李谘见钱法,进行有效整改。
至于缺钱的问题,就需要盛度加大力度,尽快把交子务搞出来,迅速吸纳现金入国库,解决国库的亏损。
另外就是既然冗兵问题短时间无法解决,那就先提拔给力的将领。
比如狄青,让他先带少数兵马,训练出一批精锐士卒来,等将来与西夏开战,也总不能太被动。
于是接下来几天,赵祯等人除了去赵骏那听课以外,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忙活这些大事,反倒是晏殊因为妻子的病情,请了几天假一直没过来。
很快,到五月中的时候,从赵骏到大宋已经有一個半月的时间,这几日朝堂又发生了一点小变化。
首先是晏殊罢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,改为户部尚书兼三司副使。
三司使并非一人只手遮天,而是有副使钳制。
宋代官员可以说多如牛毛,后世我国一个县、一个市、一个省,一般是在一正六到十副之间,正常情况下都是一正六副的样子。
而宋朝则非常奇葩,不是一正几副的问题,而是十几个正,几十个副的问题。
比如将作监丞、大理评事这些玩意儿,估摸着汴梁得有数百。
每年科举新进士,基本上都授予这两个官职。
还有开封府判官、开封府推官也多的是,因为不少都是兼职官,挂个名,职权划分并不明晰。
现在的三司使是程琳,下面还有盐铁副使、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,副手又有副手,可以说一个三司里光高级大臣就有十几号,官场秩序非常混乱。
本来赵大赵二兄弟是想依靠这种办法来缩减官员的权力,加大皇权,这样加上开国杯酒释兵权握紧的兵权,官员治理权以及兵权就都被减弱了许多,全都握在皇帝手里,极大增加了中央权力。
但光靠皇帝一个人肯定管不了那么多事情,结果就是官员数量太多,管事的人职权划分混乱,造成了冗官和冗兵这两个大毛病。
不过也托宋朝这点破制度的福,各个职务部门的副手和副手的副手往往权力不大,如三司的财政权基本都在几个宰相以及三司使手中,三司副使等人的摆设意义更浓,想要躺平摸鱼摆烂,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所以晏殊闲下来了。
对于这一点朝堂上倒是没多少意外。
主要是晏殊这段时间神出鬼没,自己那御史中丞的正职是一点都不干,整天不见人影,受到了御史台和谏院的一致弹劾,改为三司副使也正常。
何况这不算降职,而是平调甚至升职。
因为论品级的话,晏殊的职务官是从二品刑部尚书和户部尚书,御史中丞以及三司副使属于差遣官,没有具体品级。
所以从品级上他是从二品平调,从差遣上反而因三司副使是仅次于宰相、副相、计相的高级官员,有一定财政权。并且以后也没必要再在御史台当班,摸鱼的时间更多起来。
朝臣们以为这是吕党的又一次大胜,是宰相吕夷简安插在三司使把持权力的一个妙手。
但谁都想不到,晏殊升三司副使,完全是因为赵祯需要他有更多的时间摸鱼,天天守在赵骏身边,不用去管朝堂上那些破事。
所以这就导致朝臣们大抵是误会了一些事情,原本前段时间范党风头大盛,干翻了吕党一些人,不少官员想当墙头草,摩拳擦掌准备跟着范党一起干吕夷简。
结果随着晏殊升迁,一下子风口又调了回来,很多人以为吕党又牛气起来,便又调转枪口对准了范党,再次弹劾范仲淹的折子如雪花般飞到了赵祯御书房桌案上,倒是让人始料未及。
不过这都是小事。
宋朝和明朝的言官权力很大,他们其实不一定在乎谁当权,也不在乎范仲淹和吕夷简谁忠谁奸,只是这段时间有一部分人当了墙头草,再加上原来吕党的成员,大家并肩子上才显得吕党声势大。
而绝大多数该弹劾谁就弹劾谁,除了范仲淹以外,吕夷简、王曾、王随、宋绶、蔡齐、盛度等三相三参以及三司使程琳、枢密院事李谘等人,每天都要被参上几本,稀疏平常得很。
因此朝堂上的这点动静并没有闹出一朵花来。
对于皇帝来说,如果你用得顺手,那参你的折子就跟擦屁股的纸没什么区别。要是你用得不顺手,不听话,那就另当别论。
而除了晏殊以外,还有另外一件小事。
官家破天荒巡视了皇城禁卫军,而且还是去了最外围的御龙直禁卫军,说是要看看大宋禁卫军的威武。
禁卫军分五层,第一重为皇城司亲从官。第二重为宽衣天武。第三重为御龙弓箭直,弩直。第四重为御龙骨朵子直。第五重则为御龙直。五层禁卫由内而外,一重重将天子保护在中央。
以往大宋官家更倚重皇城司亲从官更多,但官家去了御龙直后,大力赞扬了一名散直,说他的小队训练有素,十分威武雄壮,擢拔为三班差使、殿侍兼营都指挥使。
这一串官名听着挺威武霸气,实际上也就那样。
因为三班差使和殿侍属于没有品级的武将职,就是在皇宫当差做保安,简称御前带刀侍卫。
里面就御龙直营都指挥使不错,是个下层军官,相当于五百人的营长。
问题是他之前是个御龙直散直。
散直是啥?
是士兵小队长,带五个手下,后世俗称班长。
散直升为营都指挥使是啥概念?
一个首都军区的义务兵班长,被钦点为中南海警卫营营长,这提拔程度不可谓不大。
而且谁都知道天子要来巡视,就算禁军再烂,巡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摆样子,一个个挺起胸膛站得笔直,论卖相都不比那小散直差。
可官家唯独夸赞了那个叫狄青的小散直,还让他年纪轻轻就做了营都指挥使,上达天听,这里面又代表着什么呢?
一时间各路豪强闻风而动,纷纷去打听这个叫狄青的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惊天背景,是哪家的将门外戚之类。
不过大宋汴梁城总是这样一个充满意外的地方,晏殊和狄青的事情,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,只是小范围流传,没过几天,官家又鼓捣出的东西,才是大动静。
陛下面对枢密院事李谘屡次请求辞官的事情坚决不许,并且加大力度,要么蔡齐、程琳、杜衍、丁度等人全力配合,尽快把见钱法施行下去。
同时又宣告诸臣,朝堂将会在城中设立交子铺,凡是身家超过二十万贯的高官巨贾,都可以把钱存入交子铺内,以便行商之用。
此事由参知政事盛度主持,所有存钱的人,不管是谁都要经过筛选,不仅要看身家,还要看固定资产以及产业大小。而且把钱存入交子铺,还要上缴一笔不菲的保证金。
交子铺已经出现了二十多年了,百官们倒是都知道。只是之前一直都是民间或者四川路那边的地方官府搞交子铺,大宋都城汴梁搞这东西还是头一回。
所以百官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,纷纷观望。
然而很快随着盛度组织起“交子务”,下设“抄纸院”“储存院”“印章院”等机构,并且了解到交子的实际用途,便纷纷鼓噪了起来。
由于宋朝表面仅仅限制官吏从事商业活动,不抑制官府以及官员家属经商,因此高官个个都富得流油。
很多商业巨富干脆就是高官们的亲戚,因而盛度开始筹备交子铺之后,就立即请官家派皇城司的人拿出家族产业丰富的官员名单,逐一谈话。
吕夷简、宋绶、王曾等家资充沛者,更是第一时间就派家族子弟报名,将家中藏在地窖里的铜钱挖出来,送去交子铺兑换银票。
一时间交子铺的事情成为了这几天大热门事件,不少消息灵通的官员也是马上让家人把钱取出来,送入交子铺存储。
虽说放入交子铺必须要缴纳一笔不菲的保管金,但有了银票之后,做生意确实方便了许多,减少的成本可比保管金多得多,因此汴梁商贾凡是有与成都来往生意者,都跑去交子铺存钱。
只不过来的要么是像吕夷简宋绶他们这样,把钱存进去摆摆样子的,要么是在成都有来往生意的,整个大宋商业巨贾不计其数,来的人倒是不足百分之一。
毕竟北宋时期商业实在太繁荣了。
除了汴梁和成都是最繁华的两大商业中心以外,还有洛阳、福州、江宁(南京)、长安、广州、杭州、江陵、明州(宁波)、泉州、密州(青岛)等地,都是商业极为发达昌盛的大城市。
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带,如广州、杭州、明州、泉州、密州都开有海上市舶司,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易港口。
各地来往的商贾络绎不绝,仅仅只开设成都和汴梁的交子铺,覆盖的也仅仅是汴梁与成都往来的交子线路,对于其它商业线路的商人来说没什么意义。
所以在整个大宋商界来说,交子铺的建立并没有掀起什么浪花。
但即便如此,赵祯也快乐疯了。
因为短短数日时间,交子务就存了五十多万贯,而且这还只是汴梁,成都那边还没有算,如果把交子铺开在整个大宋最繁华的十多个城市,恐怕很快就能有上千万贯存入钱柜里。
这些钱不用给利息,还会收取商人们高额的保管费以及手续费,钱生钱的情况下,短时间内解决因见钱法而导致国库空虚的问题,绰绰有余。
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将极大促进经济发展,让国家财政税收更加健康,收入将得到大幅度增长。
那时商人出行,都是往来商品货物买卖。
比如成都和汴梁开通交子铺之后,商人会在成都把成都的特产运到汴梁去卖,再从汴梁把商品运到成都去卖,形成固定的贸易路线。
可宋朝又不像明清那样有大量的白银涌入,出门做生意就必须带铜钱。
铜钱以贯来计算,标准一贯是一千文,重量每贯5宋斤,依宋代1市斤是640克,约折合3200克,也就是6.4斤。宋徽宗时期铁钱成为主流,一贯能有14.4斤。
即便只按铜钱来算,做十万贯的大生意,就得带六十四万斤的铜钱出门。
并且除了重以外,铜钱还占地方,水路运输会挤占货物的存放空间,每次上下船搬运的时候也是个麻烦。
因此受到这样的限制,可能每年大商人来往汴梁跟成都也就是一两趟。
但现在用交子之后,每年就可以多走几趟。
甚至不用多了,多走一趟就能撬动很多钱,创造许多工作岗位,养活非常多的人。
哪怕商品货物存在一定周转日期,可不要忘记宋朝水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极为发达,通过大运河可以做到全国性货物流通。
只要把交子铺开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商贸城市,让物资和钱币流通速度更快,那么手工业从事者、造船厂、船队、护卫队以及沿途饭店、酒楼、码头搬运工等等,都能从中受益。
所以交子铺开设之后,不止是商人惠利那么简单,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将大幅度改善,带动的经济难以估量。
这就是将盘子和蛋糕做大的一个典型。
并且商人把钱存在交子铺,又通过交子铺盘活整个经济体系,宋朝官方的税收将大幅度增长,就有多余的钱进行教育、交通、科技方面的建设,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。
可以说。
单单一个交子铺的建设,就惠利全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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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他们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,就定了一个大概的规划。
首先是等赵骏眼睛恢复之后,看他能不能帮助大宋解决三冗问题,强盛国家,发展大宋的武力。
只要大宋的武力能够抵挡住辽国和西夏的进攻就好,不奢求能够立即灭夏破辽,这样他们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腾出手来,解决内部问题。
如三冗之害、税收制度,财政支出、教育改革等等,到时候一边可以派出船队出海寻找橡胶和石油,一边让赵骏帮忙补上缺失的科学体系问题,寻找到理科中缺少的推导部分。
之后就是顺理成章,开启工业革命,然后国家迅速崛起,称霸东方,脚踹西夏,拳打辽国。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,再殖民全球,成为世界霸主,赤旗插满蓝星!
当然。
这帮人展望未来,想得倒是挺美。
其实就给自己画大饼的宏伟蓝图,要是赵骏听到的话,估计得乐得肚子疼。
不过他们也不是完全嘴强,还是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方案。
比如交引法就是冗费之一,三相三参都认为要全力支持李谘见钱法,进行有效整改。
至于缺钱的问题,就需要盛度加大力度,尽快把交子务搞出来,迅速吸纳现金入国库,解决国库的亏损。
另外就是既然冗兵问题短时间无法解决,那就先提拔给力的将领。
比如狄青,让他先带少数兵马,训练出一批精锐士卒来,等将来与西夏开战,也总不能太被动。
于是接下来几天,赵祯等人除了去赵骏那听课以外,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忙活这些大事,反倒是晏殊因为妻子的病情,请了几天假一直没过来。
很快,到五月中的时候,从赵骏到大宋已经有一個半月的时间,这几日朝堂又发生了一点小变化。
首先是晏殊罢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,改为户部尚书兼三司副使。
三司使并非一人只手遮天,而是有副使钳制。
宋代官员可以说多如牛毛,后世我国一个县、一个市、一个省,一般是在一正六到十副之间,正常情况下都是一正六副的样子。
而宋朝则非常奇葩,不是一正几副的问题,而是十几个正,几十个副的问题。
比如将作监丞、大理评事这些玩意儿,估摸着汴梁得有数百。
每年科举新进士,基本上都授予这两个官职。
还有开封府判官、开封府推官也多的是,因为不少都是兼职官,挂个名,职权划分并不明晰。
现在的三司使是程琳,下面还有盐铁副使、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,副手又有副手,可以说一个三司里光高级大臣就有十几号,官场秩序非常混乱。
本来赵大赵二兄弟是想依靠这种办法来缩减官员的权力,加大皇权,这样加上开国杯酒释兵权握紧的兵权,官员治理权以及兵权就都被减弱了许多,全都握在皇帝手里,极大增加了中央权力。
但光靠皇帝一个人肯定管不了那么多事情,结果就是官员数量太多,管事的人职权划分混乱,造成了冗官和冗兵这两个大毛病。
不过也托宋朝这点破制度的福,各个职务部门的副手和副手的副手往往权力不大,如三司的财政权基本都在几个宰相以及三司使手中,三司副使等人的摆设意义更浓,想要躺平摸鱼摆烂,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所以晏殊闲下来了。
对于这一点朝堂上倒是没多少意外。
主要是晏殊这段时间神出鬼没,自己那御史中丞的正职是一点都不干,整天不见人影,受到了御史台和谏院的一致弹劾,改为三司副使也正常。
何况这不算降职,而是平调甚至升职。
因为论品级的话,晏殊的职务官是从二品刑部尚书和户部尚书,御史中丞以及三司副使属于差遣官,没有具体品级。
所以从品级上他是从二品平调,从差遣上反而因三司副使是仅次于宰相、副相、计相的高级官员,有一定财政权。并且以后也没必要再在御史台当班,摸鱼的时间更多起来。
朝臣们以为这是吕党的又一次大胜,是宰相吕夷简安插在三司使把持权力的一个妙手。
但谁都想不到,晏殊升三司副使,完全是因为赵祯需要他有更多的时间摸鱼,天天守在赵骏身边,不用去管朝堂上那些破事。
所以这就导致朝臣们大抵是误会了一些事情,原本前段时间范党风头大盛,干翻了吕党一些人,不少官员想当墙头草,摩拳擦掌准备跟着范党一起干吕夷简。
结果随着晏殊升迁,一下子风口又调了回来,很多人以为吕党又牛气起来,便又调转枪口对准了范党,再次弹劾范仲淹的折子如雪花般飞到了赵祯御书房桌案上,倒是让人始料未及。
不过这都是小事。
宋朝和明朝的言官权力很大,他们其实不一定在乎谁当权,也不在乎范仲淹和吕夷简谁忠谁奸,只是这段时间有一部分人当了墙头草,再加上原来吕党的成员,大家并肩子上才显得吕党声势大。
而绝大多数该弹劾谁就弹劾谁,除了范仲淹以外,吕夷简、王曾、王随、宋绶、蔡齐、盛度等三相三参以及三司使程琳、枢密院事李谘等人,每天都要被参上几本,稀疏平常得很。
因此朝堂上的这点动静并没有闹出一朵花来。
对于皇帝来说,如果你用得顺手,那参你的折子就跟擦屁股的纸没什么区别。要是你用得不顺手,不听话,那就另当别论。
而除了晏殊以外,还有另外一件小事。
官家破天荒巡视了皇城禁卫军,而且还是去了最外围的御龙直禁卫军,说是要看看大宋禁卫军的威武。
禁卫军分五层,第一重为皇城司亲从官。第二重为宽衣天武。第三重为御龙弓箭直,弩直。第四重为御龙骨朵子直。第五重则为御龙直。五层禁卫由内而外,一重重将天子保护在中央。
以往大宋官家更倚重皇城司亲从官更多,但官家去了御龙直后,大力赞扬了一名散直,说他的小队训练有素,十分威武雄壮,擢拔为三班差使、殿侍兼营都指挥使。
这一串官名听着挺威武霸气,实际上也就那样。
因为三班差使和殿侍属于没有品级的武将职,就是在皇宫当差做保安,简称御前带刀侍卫。
里面就御龙直营都指挥使不错,是个下层军官,相当于五百人的营长。
问题是他之前是个御龙直散直。
散直是啥?
是士兵小队长,带五个手下,后世俗称班长。
散直升为营都指挥使是啥概念?
一个首都军区的义务兵班长,被钦点为中南海警卫营营长,这提拔程度不可谓不大。
而且谁都知道天子要来巡视,就算禁军再烂,巡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摆样子,一个个挺起胸膛站得笔直,论卖相都不比那小散直差。
可官家唯独夸赞了那个叫狄青的小散直,还让他年纪轻轻就做了营都指挥使,上达天听,这里面又代表着什么呢?
一时间各路豪强闻风而动,纷纷去打听这个叫狄青的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惊天背景,是哪家的将门外戚之类。
不过大宋汴梁城总是这样一个充满意外的地方,晏殊和狄青的事情,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,只是小范围流传,没过几天,官家又鼓捣出的东西,才是大动静。
陛下面对枢密院事李谘屡次请求辞官的事情坚决不许,并且加大力度,要么蔡齐、程琳、杜衍、丁度等人全力配合,尽快把见钱法施行下去。
同时又宣告诸臣,朝堂将会在城中设立交子铺,凡是身家超过二十万贯的高官巨贾,都可以把钱存入交子铺内,以便行商之用。
此事由参知政事盛度主持,所有存钱的人,不管是谁都要经过筛选,不仅要看身家,还要看固定资产以及产业大小。而且把钱存入交子铺,还要上缴一笔不菲的保证金。
交子铺已经出现了二十多年了,百官们倒是都知道。只是之前一直都是民间或者四川路那边的地方官府搞交子铺,大宋都城汴梁搞这东西还是头一回。
所以百官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,纷纷观望。
然而很快随着盛度组织起“交子务”,下设“抄纸院”“储存院”“印章院”等机构,并且了解到交子的实际用途,便纷纷鼓噪了起来。
由于宋朝表面仅仅限制官吏从事商业活动,不抑制官府以及官员家属经商,因此高官个个都富得流油。
很多商业巨富干脆就是高官们的亲戚,因而盛度开始筹备交子铺之后,就立即请官家派皇城司的人拿出家族产业丰富的官员名单,逐一谈话。
吕夷简、宋绶、王曾等家资充沛者,更是第一时间就派家族子弟报名,将家中藏在地窖里的铜钱挖出来,送去交子铺兑换银票。
一时间交子铺的事情成为了这几天大热门事件,不少消息灵通的官员也是马上让家人把钱取出来,送入交子铺存储。
虽说放入交子铺必须要缴纳一笔不菲的保管金,但有了银票之后,做生意确实方便了许多,减少的成本可比保管金多得多,因此汴梁商贾凡是有与成都来往生意者,都跑去交子铺存钱。
只不过来的要么是像吕夷简宋绶他们这样,把钱存进去摆摆样子的,要么是在成都有来往生意的,整个大宋商业巨贾不计其数,来的人倒是不足百分之一。
毕竟北宋时期商业实在太繁荣了。
除了汴梁和成都是最繁华的两大商业中心以外,还有洛阳、福州、江宁(南京)、长安、广州、杭州、江陵、明州(宁波)、泉州、密州(青岛)等地,都是商业极为发达昌盛的大城市。
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带,如广州、杭州、明州、泉州、密州都开有海上市舶司,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易港口。
各地来往的商贾络绎不绝,仅仅只开设成都和汴梁的交子铺,覆盖的也仅仅是汴梁与成都往来的交子线路,对于其它商业线路的商人来说没什么意义。
所以在整个大宋商界来说,交子铺的建立并没有掀起什么浪花。
但即便如此,赵祯也快乐疯了。
因为短短数日时间,交子务就存了五十多万贯,而且这还只是汴梁,成都那边还没有算,如果把交子铺开在整个大宋最繁华的十多个城市,恐怕很快就能有上千万贯存入钱柜里。
这些钱不用给利息,还会收取商人们高额的保管费以及手续费,钱生钱的情况下,短时间内解决因见钱法而导致国库空虚的问题,绰绰有余。
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将极大促进经济发展,让国家财政税收更加健康,收入将得到大幅度增长。
那时商人出行,都是往来商品货物买卖。
比如成都和汴梁开通交子铺之后,商人会在成都把成都的特产运到汴梁去卖,再从汴梁把商品运到成都去卖,形成固定的贸易路线。
可宋朝又不像明清那样有大量的白银涌入,出门做生意就必须带铜钱。
铜钱以贯来计算,标准一贯是一千文,重量每贯5宋斤,依宋代1市斤是640克,约折合3200克,也就是6.4斤。宋徽宗时期铁钱成为主流,一贯能有14.4斤。
即便只按铜钱来算,做十万贯的大生意,就得带六十四万斤的铜钱出门。
并且除了重以外,铜钱还占地方,水路运输会挤占货物的存放空间,每次上下船搬运的时候也是个麻烦。
因此受到这样的限制,可能每年大商人来往汴梁跟成都也就是一两趟。
但现在用交子之后,每年就可以多走几趟。
甚至不用多了,多走一趟就能撬动很多钱,创造许多工作岗位,养活非常多的人。
哪怕商品货物存在一定周转日期,可不要忘记宋朝水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极为发达,通过大运河可以做到全国性货物流通。
只要把交子铺开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商贸城市,让物资和钱币流通速度更快,那么手工业从事者、造船厂、船队、护卫队以及沿途饭店、酒楼、码头搬运工等等,都能从中受益。
所以交子铺开设之后,不止是商人惠利那么简单,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将大幅度改善,带动的经济难以估量。
这就是将盘子和蛋糕做大的一个典型。
并且商人把钱存在交子铺,又通过交子铺盘活整个经济体系,宋朝官方的税收将大幅度增长,就有多余的钱进行教育、交通、科技方面的建设,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。
可以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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