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5【圣雄甘地】
接下来几天,周赫煊一直住在加尔各答,整日和这些印度进步作家们讨论文学和民族解放问题。之所以赖着不走,并非因为他想要跟印度同行们交流,而是留在这里等常凯申和宋美龄。
常凯申在视察开伯尔山口要塞之后,便带着随员回到新德里,并在这里会见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、印度绿教徒联盟主席真纳(巴铁国父)、印度妇女界领袖奈都夫人等等。
接下来就是会见圣雄甘地。
为了表示尊重,常凯申想按中国人的理解,亲自前往孟买登门拜访。而甘地则想按印度人的理解,亲自前往新德里与常凯申会面。
英国驻印总督获知此情况,立即给宋美龄写信,说如果老蒋夫妇前往孟买,那么总督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。之后丘吉尔又给老蒋拍电报,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,否则中英同盟联合全印度参战抗日的局面将受到损害。
无奈之下,三方妥协——老蒋选择在加尔各答与甘地会面。
甘地出行的声势很浩大,数千印度人在孟买送别,数百低种姓和贱民支持者随往,沿途觐见护送者多达十几万人。他乘坐火车三等车厢而来,数万加尔各答市民自发组织迎接,直接让火车站陷入瘫痪状态。
常凯申完全被那疯狂的场面给震惊了,对身边的宋美龄和周赫煊说:“不愧是圣雄,深得民心!”
数百低种姓和贱民随行者,自发为甘地开道。他们就好像护卫教皇的狂信徒,卑微、低贱而至死不屈,若是谁想对甘地不利,只能踏着这些人的尸体过去。
“圣雄!圣雄!圣雄!”
车站内外的喊声此起彼伏,高种姓者站立静待,低种姓者跪地拜伏,贱民远远的趴在地上朝觐。
英印军警如临大敌,却连枪都不敢举起来。事实上,就算发生意外也不敢开枪,否则必然闹出更大的乱子。
见此场面,周赫煊心情负责,完全不知该如何评价。他以前还有些看不起甘地,觉得这人太懦弱了,但现在却不敢有任何小觑之心——非暴力不合作玩到这种程度,有时候比暴力反抗还可怕,它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世界上大部分暴力革命。
这么说吧,如果现在英国敢擅自提高某种布料的价格和税收,那么甘地就会站出来号召全民纺布,而拒绝购买使用英国人的布料。几万人、几十万人、几百万人、甚至几千万人响应,他们游行示威、罢工罢市,任凭英国人镇压也要坚持到底,那种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让英国人根本无法面对。
你杀你的,我做我的,我伸脖子让你杀,但就是不跟你合作。
咱们换个比喻,就好像强盗霸占了农民的屋子,让农民给他种菜耕地烧水做饭。一般情况下农民会忍耐,压迫得太过火就啥事不干,躺地上任凭强盗殴打杀戮。除非强盗想把这家人彻底毁了,否则必然选择妥协让步,这真是个无比诡异的反抗方式。
“甘地先生!”
“蒋先生!”
两人在车站外热情握手,都对彼此的行为非常感动。老蒋带着妻子亲自到车站迎接,而甘地一路坐三等车厢奔波,至少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。
“这位想必就是诺贝尔得主周先生吧?”甘地微笑道。
周赫煊问候道:“你好,甘地先生。”
众人寒暄过后,便坐车前往市区内最好的旅店。甘地的那些追随者也一同前往,但没住进旅店,而是或坐或躺守在旅店的大门外。苦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修炼,也是一种表达决心的立场。
交流的过程其实很无聊,各自表达对彼此民族的尊重和支持,并表示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。
周赫煊最感兴趣的是甘地对种姓制度的看法,他忍不住问道:“甘地先生,你对种姓制怎么看?”
“咳咳!”常凯申咳嗽一声,他觉得这个问题太敏感了。
甘地微笑回答道:“种姓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,限制印度发展的不是种姓制,而是贱民制。我认为应该废除贱民制,贱民阶级一旦被清除,种姓制度就能得到净化。”
这个答案让周赫煊感到很惊讶,因为在他的印象中,甘地是明着尊重贱民,暗地里却看不起贱民。
“你认为贱民制度能够取消吗?”周赫煊又问。
甘地笑着说:“我就是一个贱民,我依旧能得到尊重。”
甘地当然不可能是贱民,许多时候他被认为是第二种姓刹帝利,但从姓氏上来看应该更像第三种姓吠舍。“甘地”的本意是“食品商”,吠舍就是从事商业贸易的阶层,而刹帝利阶层多为王公贵族、武士军官。
当然,也有可能甘地所在的家族早就升级了,毕竟他的父亲做过印度某土邦的宰相——这个职务比较符合刹帝利种姓。
甘地之所以说自己是贱民,是因为他当初前往伦敦求学的时候,当地人威胁要开除他的种姓且这样做了。由此就产生了分歧,甘地家族仍视甘地为刹帝利,而同乡则认为甘地已经成了贱民。
甘地继续说:“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是对外,废除贱民制度是对内。对外坚持抵抗,对内自我完善,这是印度民族想要强大的必经之路。我们不能赶走了英国殖民者的压迫,自己却还在压迫自己人。这是不对的,也是极其愚昧的。”
“确实如此。”周赫煊赞同道。
来印度这么些天,甘地是周赫煊所接触过的最理智的印度人了。至少他的想法涉及到印度社会根本,那就是废除贱民制!
事实上,甘地在1932年以前还没想过废除贱民制,并且和贱民出身的未来“印度宪法之父”发生冲突。甘地不仅妥协了,而且被对方说服了,并公开要求英国殖民政府给予贱民地方选举权——从阴谋论角度来讲,甘地此举或许不是为贱民谋福利,而是通过解放贱民来转移殖民政府对非暴力运动的注意力,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。
不管如何,甘地是这样做的,他还把贱民称为“神之子”,把贱民从事的扫厕所职业定性为神圣仪式。在甘地死后,扫厕所依旧是“神圣的”,因为它被甘地赋予了神圣属性,但扫厕所的贱民仍然被歧视。
甘地还说服全国各地的寺庙向贱民开放,寺庙同意了,但贱民依旧无法进入。就像甘地让贱民有了做公务员的权力,但贱民依旧无法做公务员,强大的种姓制度渐渐变成潜规则——只有少数贱民中的佼佼者能够出头。
就在去年底,甘地发表了《印度建设纲领》,他号召绿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,取消贱民制,提高妇女地位,逐步解决农村问题和教育问题。
可以说,甘地的这些设想,涉及到印度社会所有的根本问题。如果能够解决的话,那么印度必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。
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继承了甘地的思想,并把甘地的《建设纲领》一点点付诸实践。这个过程必然遭受极大阻力,于是尼赫鲁选择对外扩张,依靠军事实力来提高自己的威信。
其中就包括侵犯新中国领土,被开国先贤被吊起来打。尼赫鲁由此威望大失,印度国内势力趁机反扑,导致印度的农村改革无疾而终,其他改革成果也纷纷倒退,他的继任者们就更没那个能力了。
于是,印度社会的各种问题,建国时是啥样,几十年后还是啥样。
经过两个小时的深入交流,让周赫煊对甘地的印象大为改变。此人确实是一位智者和勇士,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更像甘地的迷弟,两人都对印度社会有着深刻理解,只不过现实逼着尼赫鲁采取了错误手段——居然想通过欺负新中国来巩固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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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凯申在视察开伯尔山口要塞之后,便带着随员回到新德里,并在这里会见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、印度绿教徒联盟主席真纳(巴铁国父)、印度妇女界领袖奈都夫人等等。
接下来就是会见圣雄甘地。
为了表示尊重,常凯申想按中国人的理解,亲自前往孟买登门拜访。而甘地则想按印度人的理解,亲自前往新德里与常凯申会面。
英国驻印总督获知此情况,立即给宋美龄写信,说如果老蒋夫妇前往孟买,那么总督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。之后丘吉尔又给老蒋拍电报,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,否则中英同盟联合全印度参战抗日的局面将受到损害。
无奈之下,三方妥协——老蒋选择在加尔各答与甘地会面。
甘地出行的声势很浩大,数千印度人在孟买送别,数百低种姓和贱民支持者随往,沿途觐见护送者多达十几万人。他乘坐火车三等车厢而来,数万加尔各答市民自发组织迎接,直接让火车站陷入瘫痪状态。
常凯申完全被那疯狂的场面给震惊了,对身边的宋美龄和周赫煊说:“不愧是圣雄,深得民心!”
数百低种姓和贱民随行者,自发为甘地开道。他们就好像护卫教皇的狂信徒,卑微、低贱而至死不屈,若是谁想对甘地不利,只能踏着这些人的尸体过去。
“圣雄!圣雄!圣雄!”
车站内外的喊声此起彼伏,高种姓者站立静待,低种姓者跪地拜伏,贱民远远的趴在地上朝觐。
英印军警如临大敌,却连枪都不敢举起来。事实上,就算发生意外也不敢开枪,否则必然闹出更大的乱子。
见此场面,周赫煊心情负责,完全不知该如何评价。他以前还有些看不起甘地,觉得这人太懦弱了,但现在却不敢有任何小觑之心——非暴力不合作玩到这种程度,有时候比暴力反抗还可怕,它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世界上大部分暴力革命。
这么说吧,如果现在英国敢擅自提高某种布料的价格和税收,那么甘地就会站出来号召全民纺布,而拒绝购买使用英国人的布料。几万人、几十万人、几百万人、甚至几千万人响应,他们游行示威、罢工罢市,任凭英国人镇压也要坚持到底,那种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让英国人根本无法面对。
你杀你的,我做我的,我伸脖子让你杀,但就是不跟你合作。
咱们换个比喻,就好像强盗霸占了农民的屋子,让农民给他种菜耕地烧水做饭。一般情况下农民会忍耐,压迫得太过火就啥事不干,躺地上任凭强盗殴打杀戮。除非强盗想把这家人彻底毁了,否则必然选择妥协让步,这真是个无比诡异的反抗方式。
“甘地先生!”
“蒋先生!”
两人在车站外热情握手,都对彼此的行为非常感动。老蒋带着妻子亲自到车站迎接,而甘地一路坐三等车厢奔波,至少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。
“这位想必就是诺贝尔得主周先生吧?”甘地微笑道。
周赫煊问候道:“你好,甘地先生。”
众人寒暄过后,便坐车前往市区内最好的旅店。甘地的那些追随者也一同前往,但没住进旅店,而是或坐或躺守在旅店的大门外。苦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修炼,也是一种表达决心的立场。
交流的过程其实很无聊,各自表达对彼此民族的尊重和支持,并表示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。
周赫煊最感兴趣的是甘地对种姓制度的看法,他忍不住问道:“甘地先生,你对种姓制怎么看?”
“咳咳!”常凯申咳嗽一声,他觉得这个问题太敏感了。
甘地微笑回答道:“种姓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,限制印度发展的不是种姓制,而是贱民制。我认为应该废除贱民制,贱民阶级一旦被清除,种姓制度就能得到净化。”
这个答案让周赫煊感到很惊讶,因为在他的印象中,甘地是明着尊重贱民,暗地里却看不起贱民。
“你认为贱民制度能够取消吗?”周赫煊又问。
甘地笑着说:“我就是一个贱民,我依旧能得到尊重。”
甘地当然不可能是贱民,许多时候他被认为是第二种姓刹帝利,但从姓氏上来看应该更像第三种姓吠舍。“甘地”的本意是“食品商”,吠舍就是从事商业贸易的阶层,而刹帝利阶层多为王公贵族、武士军官。
当然,也有可能甘地所在的家族早就升级了,毕竟他的父亲做过印度某土邦的宰相——这个职务比较符合刹帝利种姓。
甘地之所以说自己是贱民,是因为他当初前往伦敦求学的时候,当地人威胁要开除他的种姓且这样做了。由此就产生了分歧,甘地家族仍视甘地为刹帝利,而同乡则认为甘地已经成了贱民。
甘地继续说:“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是对外,废除贱民制度是对内。对外坚持抵抗,对内自我完善,这是印度民族想要强大的必经之路。我们不能赶走了英国殖民者的压迫,自己却还在压迫自己人。这是不对的,也是极其愚昧的。”
“确实如此。”周赫煊赞同道。
来印度这么些天,甘地是周赫煊所接触过的最理智的印度人了。至少他的想法涉及到印度社会根本,那就是废除贱民制!
事实上,甘地在1932年以前还没想过废除贱民制,并且和贱民出身的未来“印度宪法之父”发生冲突。甘地不仅妥协了,而且被对方说服了,并公开要求英国殖民政府给予贱民地方选举权——从阴谋论角度来讲,甘地此举或许不是为贱民谋福利,而是通过解放贱民来转移殖民政府对非暴力运动的注意力,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。
不管如何,甘地是这样做的,他还把贱民称为“神之子”,把贱民从事的扫厕所职业定性为神圣仪式。在甘地死后,扫厕所依旧是“神圣的”,因为它被甘地赋予了神圣属性,但扫厕所的贱民仍然被歧视。
甘地还说服全国各地的寺庙向贱民开放,寺庙同意了,但贱民依旧无法进入。就像甘地让贱民有了做公务员的权力,但贱民依旧无法做公务员,强大的种姓制度渐渐变成潜规则——只有少数贱民中的佼佼者能够出头。
就在去年底,甘地发表了《印度建设纲领》,他号召绿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,取消贱民制,提高妇女地位,逐步解决农村问题和教育问题。
可以说,甘地的这些设想,涉及到印度社会所有的根本问题。如果能够解决的话,那么印度必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。
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继承了甘地的思想,并把甘地的《建设纲领》一点点付诸实践。这个过程必然遭受极大阻力,于是尼赫鲁选择对外扩张,依靠军事实力来提高自己的威信。
其中就包括侵犯新中国领土,被开国先贤被吊起来打。尼赫鲁由此威望大失,印度国内势力趁机反扑,导致印度的农村改革无疾而终,其他改革成果也纷纷倒退,他的继任者们就更没那个能力了。
于是,印度社会的各种问题,建国时是啥样,几十年后还是啥样。
经过两个小时的深入交流,让周赫煊对甘地的印象大为改变。此人确实是一位智者和勇士,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更像甘地的迷弟,两人都对印度社会有着深刻理解,只不过现实逼着尼赫鲁采取了错误手段——居然想通过欺负新中国来巩固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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