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28【闭门读书】
1943年终于来临。
2月2日,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,包括保卢斯元帅在内的九万德军被俘。
2月11日,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。
2月18日,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。
这年的春节刚过,大年初一那天,突然出现日食。全国范围内都能看到日偏食,东北地区甚至能看到日全食,不可避免的生出各种离奇传言。
其中最受国人追捧的说法,是日本即将败亡——太阳就代表日本嘛。
周赫煊现在已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扑在明史研究上。他的求生欲还是很强的,老蒋这次显然动了真怒,若是到处乱跑,周公馆门口的士兵肯定敢对他开枪。
但周赫煊并不后悔,《人市》中的所有情节都非随意编造,而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改编。《大公报》在河南共派有四名记者,发回来的消息周赫煊都看了,触目惊心,让周赫煊不吐不快。
一月中旬,《大公报》刚刚复刊,就再度刊载了关于河南灾情的新闻。
这次写文章的是战地记者张高峰,他详细描述了河南灾民吃毒草、吃干柴、吃白泥的情况,并披露了汤恩伯在河南的丑恶行径。在文章结尾,张高峰还引用了中央社的电文内容:“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,虽在灾情严重之下,进行亦颇顺利。”并评论道:“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:‘征购情形极为良好,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,贡献国家。’这罄其所有四个字,实出诸血泪之笔。”
《大公报》总编王云笙也是个不怕事儿的,在这篇新闻后面写社评道:“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,还照纳国课,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,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呢?看重庆,念中原,实在令人感慨万千!”
于是乎,《大公报》又被停刊三日,记者张高峰更是被汤恩伯以“共党首领”的罪名逮捕。
周赫煊给老蒋打了几个电话请求放人,但无济于事。
直到数月之后,日军大举进攻中原,汤恩伯的部队溃不成军,张高峰才在混乱中重获自由。
端木蕻良来到重庆,暂时住在周公馆,成了周赫煊的专职借书员。
周赫煊既然要研究明史,以他自己的藏书肯定不够用,必须多方查找史料才行。抄书很好抄,但到了周赫煊的地位,越是抄书就越要谨慎。
《明朝那些事儿》是不可能抄的,笔调太轻佻,而且主观色彩太浓郁。这本书只适合做历史科普文,把它当成史学专著是要惹人笑话的。民国时期已经有人搞历史科普了,而且极为成功,那就是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,连太祖读了都对其大加赞誉。
那么就只剩下《万历十五年》了。
此书一经问世,便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,在中国更是成为无数学者、作家、官员、企业家的案头必备书籍。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里边,高育良办公室书架上就摆着一本《万历十五年》,高小凤也因读过《万历十五年》而受到高育良喜爱。
但是,《万历十五年》虽然属于史著经典,但依旧有着难以掩饰的缺点。
原作者黄仁宇在写书时非常认真,引用了各种史料。可惜这些史料的引用却不严肃,他只使用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,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一概摒弃,甚至掐头去尾、歪曲裁剪。
比如对李贽的表述,黄仁宇先生把李贽评价海瑞的原话反着理解,对李贽赞扬寡妇守节的态度故意歪曲,对李贽评价蔡文姬的观点和李贽的哲学思想断章取义。
一般读者可能并不在意,但专业人士肯定要找茬。即便没人说什么,但只要周赫煊原封不动的抄出来,必然会误导读者对历史的理解。
好在重庆的图书馆很多,国立中央图书馆、国立北平图书馆、国立编译图书馆、中央大学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都内迁来了。周赫煊每个星期让端木蕻良帮自己借几份资料,然后窝在周公馆慢慢研究,并思考着对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修改。
此时周赫煊书桌上摆着两本书,分别是谢国桢的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和容肇祖的《明代思想史》。他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读书了,多亏了老蒋的变相软禁,把周赫煊身上的浮躁消得一干二净。
民国时期对明史的研究,30年代之前尚处于迷茫摸索阶段,但已经开始对明代的城市生活、党社运动、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了。到了30年代之后,明史研究开始跟马克思主义、西方新史学理论相结合,深入探讨明朝的政权结构、阶级变动、赋税制度、工农经济等内容。
说句不要脸的话,如今的明史研究专家,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周氏门徒,这些人的治史方法都是跟周赫煊学的。
春节期间见到周赫煊那篇讨论沈万三的论文,无数明史学专家欢欣鼓舞,因为周先生终于也开始研究明史了。
同样也得益于这些明史专家的研究,周赫煊现在找资料非常轻松,不断对《万历十五年》进行调整修改,但主题框架和其中的大历史思想没变。
“爸,你写这些对国家有用吗?”周维烈趴在桌边问,他春节是回重庆过的,元宵节后就要前往昆明。
周赫煊反问:“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无用?”
周维烈道:“就算你把历史写出花来,也不能让国家多收一粒粮食,不能为国家多造一枚炮弹,能有什么用?”
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这句话你没有听说过?”周赫煊道。
周维烈说:“那是对个人而言。”
周赫煊说:“国家也是一样的。你以为抗战打成这样,就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?不,是因为政府出了问题。政权结构不稳定,政策施行不得法,这些原因造成的内耗甚至比日寇对中国的破坏更加严重。我们研究历史,就是在总结古代政权的利弊。若当今政府能够扬长避短、择优而行,远比造几枚炮弹、种几斤粮食更有用处。”
周维烈似乎听懂了,又似乎没懂。他抱着老爸的稿子看了一阵,对此毫无兴趣,除了海瑞和张居正以外,其他历史人物他都没听说过。
“我还是去学数学吧。”周维烈说完就开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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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2日,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,包括保卢斯元帅在内的九万德军被俘。
2月11日,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。
2月18日,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。
这年的春节刚过,大年初一那天,突然出现日食。全国范围内都能看到日偏食,东北地区甚至能看到日全食,不可避免的生出各种离奇传言。
其中最受国人追捧的说法,是日本即将败亡——太阳就代表日本嘛。
周赫煊现在已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扑在明史研究上。他的求生欲还是很强的,老蒋这次显然动了真怒,若是到处乱跑,周公馆门口的士兵肯定敢对他开枪。
但周赫煊并不后悔,《人市》中的所有情节都非随意编造,而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改编。《大公报》在河南共派有四名记者,发回来的消息周赫煊都看了,触目惊心,让周赫煊不吐不快。
一月中旬,《大公报》刚刚复刊,就再度刊载了关于河南灾情的新闻。
这次写文章的是战地记者张高峰,他详细描述了河南灾民吃毒草、吃干柴、吃白泥的情况,并披露了汤恩伯在河南的丑恶行径。在文章结尾,张高峰还引用了中央社的电文内容:“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,虽在灾情严重之下,进行亦颇顺利。”并评论道:“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:‘征购情形极为良好,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,贡献国家。’这罄其所有四个字,实出诸血泪之笔。”
《大公报》总编王云笙也是个不怕事儿的,在这篇新闻后面写社评道:“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,还照纳国课,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,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呢?看重庆,念中原,实在令人感慨万千!”
于是乎,《大公报》又被停刊三日,记者张高峰更是被汤恩伯以“共党首领”的罪名逮捕。
周赫煊给老蒋打了几个电话请求放人,但无济于事。
直到数月之后,日军大举进攻中原,汤恩伯的部队溃不成军,张高峰才在混乱中重获自由。
端木蕻良来到重庆,暂时住在周公馆,成了周赫煊的专职借书员。
周赫煊既然要研究明史,以他自己的藏书肯定不够用,必须多方查找史料才行。抄书很好抄,但到了周赫煊的地位,越是抄书就越要谨慎。
《明朝那些事儿》是不可能抄的,笔调太轻佻,而且主观色彩太浓郁。这本书只适合做历史科普文,把它当成史学专著是要惹人笑话的。民国时期已经有人搞历史科普了,而且极为成功,那就是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,连太祖读了都对其大加赞誉。
那么就只剩下《万历十五年》了。
此书一经问世,便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,在中国更是成为无数学者、作家、官员、企业家的案头必备书籍。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里边,高育良办公室书架上就摆着一本《万历十五年》,高小凤也因读过《万历十五年》而受到高育良喜爱。
但是,《万历十五年》虽然属于史著经典,但依旧有着难以掩饰的缺点。
原作者黄仁宇在写书时非常认真,引用了各种史料。可惜这些史料的引用却不严肃,他只使用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,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一概摒弃,甚至掐头去尾、歪曲裁剪。
比如对李贽的表述,黄仁宇先生把李贽评价海瑞的原话反着理解,对李贽赞扬寡妇守节的态度故意歪曲,对李贽评价蔡文姬的观点和李贽的哲学思想断章取义。
一般读者可能并不在意,但专业人士肯定要找茬。即便没人说什么,但只要周赫煊原封不动的抄出来,必然会误导读者对历史的理解。
好在重庆的图书馆很多,国立中央图书馆、国立北平图书馆、国立编译图书馆、中央大学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都内迁来了。周赫煊每个星期让端木蕻良帮自己借几份资料,然后窝在周公馆慢慢研究,并思考着对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修改。
此时周赫煊书桌上摆着两本书,分别是谢国桢的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和容肇祖的《明代思想史》。他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读书了,多亏了老蒋的变相软禁,把周赫煊身上的浮躁消得一干二净。
民国时期对明史的研究,30年代之前尚处于迷茫摸索阶段,但已经开始对明代的城市生活、党社运动、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了。到了30年代之后,明史研究开始跟马克思主义、西方新史学理论相结合,深入探讨明朝的政权结构、阶级变动、赋税制度、工农经济等内容。
说句不要脸的话,如今的明史研究专家,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周氏门徒,这些人的治史方法都是跟周赫煊学的。
春节期间见到周赫煊那篇讨论沈万三的论文,无数明史学专家欢欣鼓舞,因为周先生终于也开始研究明史了。
同样也得益于这些明史专家的研究,周赫煊现在找资料非常轻松,不断对《万历十五年》进行调整修改,但主题框架和其中的大历史思想没变。
“爸,你写这些对国家有用吗?”周维烈趴在桌边问,他春节是回重庆过的,元宵节后就要前往昆明。
周赫煊反问:“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无用?”
周维烈道:“就算你把历史写出花来,也不能让国家多收一粒粮食,不能为国家多造一枚炮弹,能有什么用?”
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这句话你没有听说过?”周赫煊道。
周维烈说:“那是对个人而言。”
周赫煊说:“国家也是一样的。你以为抗战打成这样,就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?不,是因为政府出了问题。政权结构不稳定,政策施行不得法,这些原因造成的内耗甚至比日寇对中国的破坏更加严重。我们研究历史,就是在总结古代政权的利弊。若当今政府能够扬长避短、择优而行,远比造几枚炮弹、种几斤粮食更有用处。”
周维烈似乎听懂了,又似乎没懂。他抱着老爸的稿子看了一阵,对此毫无兴趣,除了海瑞和张居正以外,其他历史人物他都没听说过。
“我还是去学数学吧。”周维烈说完就开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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