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祖爷不为人知的妻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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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,新一轮打击“会道门”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。
祖爷似乎早已预感到了什么,有一天开完堂会,他把我单独留下。他背着手,走来走去,好像想说什么,好几次都欲言又止。
跟随祖爷这么长时间来,头一次看到他这个状态。良久,他对我说:“大头,如果有673a.机会,可以洗手干点别的。”
我当时吓得赶紧跪下了,“祖爷,我从没有过二心啊!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!祖爷!”那段时间风声紧,我以为祖爷认为我要退场呢。
祖爷凄凉地说:“我是说真的,你入行晚,手上没人命,进去后,还可以出来,别再行骗了,好好过日子!过正常人的日子!”
我怯怯地说:“祖爷,风声紧,就跳场呗,风声过后重新再来。”
祖爷摇摇头,“你不懂,你不懂。”
沉默良久,祖爷说:“大头,有件事情……”说到这,祖爷停顿了,声音有些颤抖。
我静静地听着,听得心惊肉跳。
1945年抗战结束时,祖爷去了趟山东,本是为古董而去,祖爷喜欢收藏,有消息说那边有个乾隆时期的雕龙玉璧要出手。那年雨水大,祖爷有严重的风湿,到山东第二天腿就疼得抬不起来。后来经当地古董商介绍,请来一个女大夫为他针灸,那女的是祖传的医术,其父亲在1940年因拒绝给伪军的一个头头看病,而被活活打死。
祖爷说:“有些郎中给你扎针,恨不得扒光衣服还找不准穴位,而那姑娘,我当时穿着汗衫,她让我侧躺在炕上,每一针都扎准了!”
祖爷说他动了情,种了种子,后来孩子出生后,那女子一个人带孩子留在山东。祖爷在山东是以古董商的身份出现的,当地的古董商也拿他当圈里的掌眼人,所以祖爷告诉那女的,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古董商。从那开始,祖爷每隔半年都去趟山东,并一直苦苦地隐瞒着自己的身份。
我这才明白过来,为什么祖爷有时出远门不带脚,也没人知道他去哪儿。该我们知道的,祖爷会告诉我们,不该知道的,谁也不敢问。
做阿宝的是不允许随便结婚的,如果要结,那么那个女的也必须发展为阿宝。否则,太危险。因为人心是最难控制的,如果自己的老婆知道自己在行骗,谁也不能保证她做出什么事来。
所以,堂口里若有结婚的,都是祖爷亲批,那些女的成为阿宝后,一般都扮演“扎飞”的角色,比如灵媒,巫婆,道姑等等。而祖爷,在大家眼里,不曾有过女人。
这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,如果坝头们知道祖爷还留这么一手,那么肯定全反了,此时如果有人提议切了祖爷,我想没人会反对。
祖爷说:“不是我对不起兄弟们,我只是想给家门留个种儿。民国六年,我的家人全死了,这些年,打打杀杀,我也想过平平安安的生活,已经没机..会了,你们有,你们要好好把握今后的日子。”
祖爷对我说,他死后,如果我还活着,风声不紧的时候,就让我有机会去看看她娘儿俩。说到这,祖爷笑了,“是个男孩,香火可以续下去了。”
祖爷还告诉了我一个秘密:他在城外岳家岭山口两棵大槐中间埋了一个箱子,里面全是真货。祖爷说该吐的他会吐出来,但他必须留些钱给他们娘儿俩。后来,祖爷被抄家时,虽然抄走很多东西,但没人知道还有一箱财宝。祖爷永远留有后手。
这就体现祖爷的经济头脑了。国民党执政这些年,货币制度一片混乱,从“袁大头”到“孙小头”,从法币到“金圆券”,再加上民间私下流通的各种铜钱、铸币、购物券,各种货币不下十几种,但祖爷只藏“硬货币”,他从不相信那白纸一样的纸币,即便是法币刚刚发行、购买力比较高时,他都紧紧握着真金白银。他宁可每隔一段时间,就去兑换一些法币,也不会抛空。后来通货膨胀后,证明祖爷的决策太英明了!否则,现在留给家人的就是一箱废纸。
多年来,祖爷囤积了不少金条、银元、银锭,还有给大户看风水时人家送的玉璧、怀表之类的古董。祖爷让我有机会时把那箱子东西陆续给他的老婆和孩子,祖爷一再叮嘱,不要一次都给了,那样会给他们招来灾祸,弄不好会送命!如果我缺钱时,也可以自己享用。
我吓得赶紧跪下,哭着说:“祖爷,我不敢!”
我怯怯地问祖爷:“为什么信任我?”
祖爷一笑,反问了我一句:“大头,我为什么让你加入堂口?”
我愣了半天,恍然大悟!他招的不是一个阿宝,而是一个能托付后事的人。这一切的一切,都是祖爷最后的局,他一直在局的顶端拉网,所有的坝头都是这张网上的坠儿,最后,我成了那个收网的人。
祖爷在茶馆里观察我许久了,他喝完茶走时,多次故意把钱掉在地上,我捡起来,追上他,还给他,他那是考验我的贪财心;入了堂口后,二坝头带我逛窑子时,他故意派人盯梢,他那是考验我的色心,毕竟他要把妻儿托付给我,他不得不防;他故意和我探讨一些堂口的事情,那是考验我的心机;他带我去四川对阵秦百川和那些土匪,那是考验我的胆量和忠诚。
庆幸的是,我经受住了考验。我不禁感慨,祖爷执掌堂口这么多年,手下兄弟无数,最后竟没一个能信得过的人。究竟是别人不能取信于他,还是他不能取信于人?
我说:“祖爷,跑路吧,你香港那边有很多朋友。”
祖爷一声苦笑:“不跑了。”
我不解:“为什么?”
祖爷叹了口气,良久,说:“不跑了,将来,你会明白。”
随后,他去了后院供奉着“江相派”列祖列宗牌位的祠堂,这次他没让我跟进去,他让我在门外等着,就这样,他慢慢地把门关上。
我不知道祖爷对列祖列宗说了什么,总之待了好长一段时间,祖爷才走出来。我隐约看到祖爷的眼圈是红的。
随后的几个月里,全国300多个“会道门”被摧毁,几十万“会道门”头子和骨干都受到了惩治。祖爷,因为陷得太深,任何地方出事都会“拔起萝卜带出坑”,他终于被揭发了,最后,因为杀人、放火、行贿、诈骗、妖言惑众等一系列罪大恶极的行为,判了死刑。
祖爷上刑场前,不像其他人那样吓得拉在裤子里,他走得很平静,在我看来,那不像赴死,更像解脱。他终于不用再骗人了,终于不用为权衡生死绞尽脑汁了。
大坝头和西派那边过来的几个坝头,因手上有命案,也被判了死刑,其余堂口大大小小200多号人,也都根据罪行的轻重,得到了应有的惩戒。我被判了五年。
我始终想不明白,为什么祖爷不跑路,而且还不允许任何坝头和小脚跑路,这等于他一手将“江相派”送上绝路!祖爷说我将来会明白,什么时候我才会明白呢?
漫长的刑期如黑夜般难熬,狱里,我时常想起以前的岁月,想起死去的老娘,想起祖爷,想起曾经的醉生梦死。
祖爷肯定想不到他死后社会会发生这么大变化,他想不到大跃进的火热,更想不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热和“破四旧”的力度。毕竟他只是个阴谋家,不是个政治家,随后二十年的风起云涌,没人预测得出。那箱子东西,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,才敢重见天日。
出狱后,第一件事就是想去看看祖爷的遗孀及儿子。但手里没钱,连盘缠都不够。我就在镇公私合营的供销合作社里找了份零工,挣钱攒盘缠。
那时全国都在大炼钢铁,一个小镇上竟然建起了1000多个炼钢炉,狂热的社员漫山遍野挖铁矿,恨不得把家里的锅碗瓢勺都扔进炼钢炉里熔了,我真怕他们一不留神把山口的那箱子宝贝挖出来。
有几天晌午,太阳烤着大地,人们都猫在家里避暑。我独自一人悄悄溜到后山岳家岭,远远望去,发现曾经的那两棵大槐树已经不在了。我心下一惊,紧跑几步,来到山口那个拐弯处,我在那里踱来踱去,凭感觉丈量那两棵树的位置,后来确定了范围后,就走了。我知道,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,你就是有再多的财宝,也花不出去,没人敢花,也没人敢要,bdi/bdi一切都是计划经济,何况这还是赃物。
第二年春天,终于攒够了盘缠,依照祖爷生前交代的地址,我去了趟山东。
费好大劲才找到了他们。见面时,那妇人愣住了。我见她不过三十多岁,说明她当初跟祖爷时才十八九,祖爷死时50岁,也就是说他们相差二十多岁。
那妇人把我上下打量,“你是?”
我百感交集,祖爷生前的一幕幕在我脑子里翻腾,“我……我是祖爷的徒弟,我代他来看看您。”
“祖爷?”那妇人不解地问。
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差点说走嘴,忙说:“就是您的丈夫,他是我的师父,我们都是古董行的。”我答应过祖爷,永远保守他的秘密。
那妇人好像凝固了一样,愣怔怔地看着我,好久,眼泪涌出,“他……他还在吗?”
我忍不住,也哭了,“祖爷在1952年害了风寒,后来感染了肺,最后……没有救过来……”
那妇人眼泪哗哗滚下。
我擦了把眼泪,说:“祖爷死前,还一直念叨着你。这些年来,我们这些商贩子都在接受政府改造,一直也不得空闲来看您,失礼了,失礼了。”
正聊天间,一个声音从屋外传来:“娘!”
我第一次看到了祖爷的血脉,那棱角,那眼神,和祖爷一模一样。
那妇人忙擦干眼泪,说:“孩儿,过来,跟叔叔打个招呼。”
我赶忙说:“使不得,使不得,我是祖爷的徒弟,我和公子是一个辈分的!”又从兜里拿出几枚糖果,给那孩子吃。孩子高兴地放进嘴里,吃得有滋有味。
我不禁慨叹,十年河东,十年河西啊,谁能想到这穷孩子的父亲曾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,谁又能想到祖爷每日一掷千金,他的后人竟如此清贫。
我给他们留了些钱就回来了,没敢提那箱子财宝的事,怕生祸端。
我本打算隔个一年半载的就去看他们娘儿俩一趟,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年。1959年开始,全国进入大饥荒,三年自然灾害,饿死了好多人。那时候,人饿到什么程度?往镇外抬尸体,一条半尺见宽的小垄沟,几个汉子都试来试去,不敢迈步,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,一旦倒下去,就再也爬不起来了。我有一次上厕所,提起裤子,刚站起来,眼前就一片漆黑,一头栽在地上,结果墙角正好有一个被砸破的生锈铁锅,额头正好撞在锅沿上,血流了一地。不是不惦记他们娘儿俩,真的是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。
第二次见到祖爷的遗孀时,是在1963年,岁月不饶人,那妇人苍老了许多,孩子也长高了许多。又隔两年,1965年再见时,她鬓角已添白,儿子已长大成人参军了。回到家,我感到无比欣慰,夜里,我对着祖爷行刑的地方烧了几张黄表,祖爷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我开始琢磨如何将那箱子东西给她。
第二年,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那年我38岁。六月,公社发出“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”的口号,号召大家“扫除一切牛鬼蛇神”。
我在后院挖了个深深的坑,将那箱子物件埋起来,上面堆上厚厚的鸡粪。我认为这样或许更安全。
“文革”期间,我不敢四处走动,更不敢去看那娘儿俩,怕惹出事端使他们受牵连。
历史终于走到了1976年,“文革”结束了,又过了几年,手里有些余钱了,1979年,我又一次踏上了去山东的火车,我要看看祖爷那两口人过得如何了。
祖爷的夫人比上次见时富态多了,而且成了当地中医诊所的主任。见我来了,激动地流泪了,她问我这些年过得好吗?“文革”中挨批斗了吗?我说一切都好,我告诉她我也结婚生子了,是龙凤胎,都10岁了。我问她,儿子复员了吗?她高兴地告诉我她儿子当了连长了,在越南前线立了一等功。
我不禁叹息,造化弄人啊,祖爷一生坑蒙拐骗,他的儿子却在为国尽忠,这也算替祖爷把债偿还了吧。
我觉得是该把祖爷留下的那箱子东西给她的时候了,我对她说:“祖爷死前留下些古玩和金条,祖爷告诉我风声不紧的时候再给你们,这些年破四旧,我不敢给你们,怕惹出事来,如今一切都过去了,该给你们了。”
当那沉甸甸的箱子摆在她面前时,她捂着嘴哭了,哭了好久,我也掉泪了,想起了祖爷,想起了曾经的岁月。
她接下来的举动出乎我的意料,她说:“交公吧。我1966年就入党了,也是个老党员了,这些东西属于国家所有,这是个原则问题。”
我傻傻地看了她良久,叹口气说:“好吧。但有一件你必须留下,就是那件雕龙玉璧,祖爷就是去山东淘那块玉的时候才认识你的,留个纪念吧。”
她把那块璧握在手里,贴在心口,又哭了。走出她的家门,我仰天长叹,祖爷啊,您交代我的事,我都办完了。
离别时,回望祖爷的遗孀,我.感到无比的辛酸:祖爷啊,当初为什么你没有带着她跑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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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爷似乎早已预感到了什么,有一天开完堂会,他把我单独留下。他背着手,走来走去,好像想说什么,好几次都欲言又止。
跟随祖爷这么长时间来,头一次看到他这个状态。良久,他对我说:“大头,如果有673a.机会,可以洗手干点别的。”
我当时吓得赶紧跪下了,“祖爷,我从没有过二心啊!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!祖爷!”那段时间风声紧,我以为祖爷认为我要退场呢。
祖爷凄凉地说:“我是说真的,你入行晚,手上没人命,进去后,还可以出来,别再行骗了,好好过日子!过正常人的日子!”
我怯怯地说:“祖爷,风声紧,就跳场呗,风声过后重新再来。”
祖爷摇摇头,“你不懂,你不懂。”
沉默良久,祖爷说:“大头,有件事情……”说到这,祖爷停顿了,声音有些颤抖。
我静静地听着,听得心惊肉跳。
1945年抗战结束时,祖爷去了趟山东,本是为古董而去,祖爷喜欢收藏,有消息说那边有个乾隆时期的雕龙玉璧要出手。那年雨水大,祖爷有严重的风湿,到山东第二天腿就疼得抬不起来。后来经当地古董商介绍,请来一个女大夫为他针灸,那女的是祖传的医术,其父亲在1940年因拒绝给伪军的一个头头看病,而被活活打死。
祖爷说:“有些郎中给你扎针,恨不得扒光衣服还找不准穴位,而那姑娘,我当时穿着汗衫,她让我侧躺在炕上,每一针都扎准了!”
祖爷说他动了情,种了种子,后来孩子出生后,那女子一个人带孩子留在山东。祖爷在山东是以古董商的身份出现的,当地的古董商也拿他当圈里的掌眼人,所以祖爷告诉那女的,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古董商。从那开始,祖爷每隔半年都去趟山东,并一直苦苦地隐瞒着自己的身份。
我这才明白过来,为什么祖爷有时出远门不带脚,也没人知道他去哪儿。该我们知道的,祖爷会告诉我们,不该知道的,谁也不敢问。
做阿宝的是不允许随便结婚的,如果要结,那么那个女的也必须发展为阿宝。否则,太危险。因为人心是最难控制的,如果自己的老婆知道自己在行骗,谁也不能保证她做出什么事来。
所以,堂口里若有结婚的,都是祖爷亲批,那些女的成为阿宝后,一般都扮演“扎飞”的角色,比如灵媒,巫婆,道姑等等。而祖爷,在大家眼里,不曾有过女人。
这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,如果坝头们知道祖爷还留这么一手,那么肯定全反了,此时如果有人提议切了祖爷,我想没人会反对。
祖爷说:“不是我对不起兄弟们,我只是想给家门留个种儿。民国六年,我的家人全死了,这些年,打打杀杀,我也想过平平安安的生活,已经没机..会了,你们有,你们要好好把握今后的日子。”
祖爷对我说,他死后,如果我还活着,风声不紧的时候,就让我有机会去看看她娘儿俩。说到这,祖爷笑了,“是个男孩,香火可以续下去了。”
祖爷还告诉了我一个秘密:他在城外岳家岭山口两棵大槐中间埋了一个箱子,里面全是真货。祖爷说该吐的他会吐出来,但他必须留些钱给他们娘儿俩。后来,祖爷被抄家时,虽然抄走很多东西,但没人知道还有一箱财宝。祖爷永远留有后手。
这就体现祖爷的经济头脑了。国民党执政这些年,货币制度一片混乱,从“袁大头”到“孙小头”,从法币到“金圆券”,再加上民间私下流通的各种铜钱、铸币、购物券,各种货币不下十几种,但祖爷只藏“硬货币”,他从不相信那白纸一样的纸币,即便是法币刚刚发行、购买力比较高时,他都紧紧握着真金白银。他宁可每隔一段时间,就去兑换一些法币,也不会抛空。后来通货膨胀后,证明祖爷的决策太英明了!否则,现在留给家人的就是一箱废纸。
多年来,祖爷囤积了不少金条、银元、银锭,还有给大户看风水时人家送的玉璧、怀表之类的古董。祖爷让我有机会时把那箱子东西陆续给他的老婆和孩子,祖爷一再叮嘱,不要一次都给了,那样会给他们招来灾祸,弄不好会送命!如果我缺钱时,也可以自己享用。
我吓得赶紧跪下,哭着说:“祖爷,我不敢!”
我怯怯地问祖爷:“为什么信任我?”
祖爷一笑,反问了我一句:“大头,我为什么让你加入堂口?”
我愣了半天,恍然大悟!他招的不是一个阿宝,而是一个能托付后事的人。这一切的一切,都是祖爷最后的局,他一直在局的顶端拉网,所有的坝头都是这张网上的坠儿,最后,我成了那个收网的人。
祖爷在茶馆里观察我许久了,他喝完茶走时,多次故意把钱掉在地上,我捡起来,追上他,还给他,他那是考验我的贪财心;入了堂口后,二坝头带我逛窑子时,他故意派人盯梢,他那是考验我的色心,毕竟他要把妻儿托付给我,他不得不防;他故意和我探讨一些堂口的事情,那是考验我的心机;他带我去四川对阵秦百川和那些土匪,那是考验我的胆量和忠诚。
庆幸的是,我经受住了考验。我不禁感慨,祖爷执掌堂口这么多年,手下兄弟无数,最后竟没一个能信得过的人。究竟是别人不能取信于他,还是他不能取信于人?
我说:“祖爷,跑路吧,你香港那边有很多朋友。”
祖爷一声苦笑:“不跑了。”
我不解:“为什么?”
祖爷叹了口气,良久,说:“不跑了,将来,你会明白。”
随后,他去了后院供奉着“江相派”列祖列宗牌位的祠堂,这次他没让我跟进去,他让我在门外等着,就这样,他慢慢地把门关上。
我不知道祖爷对列祖列宗说了什么,总之待了好长一段时间,祖爷才走出来。我隐约看到祖爷的眼圈是红的。
随后的几个月里,全国300多个“会道门”被摧毁,几十万“会道门”头子和骨干都受到了惩治。祖爷,因为陷得太深,任何地方出事都会“拔起萝卜带出坑”,他终于被揭发了,最后,因为杀人、放火、行贿、诈骗、妖言惑众等一系列罪大恶极的行为,判了死刑。
祖爷上刑场前,不像其他人那样吓得拉在裤子里,他走得很平静,在我看来,那不像赴死,更像解脱。他终于不用再骗人了,终于不用为权衡生死绞尽脑汁了。
大坝头和西派那边过来的几个坝头,因手上有命案,也被判了死刑,其余堂口大大小小200多号人,也都根据罪行的轻重,得到了应有的惩戒。我被判了五年。
我始终想不明白,为什么祖爷不跑路,而且还不允许任何坝头和小脚跑路,这等于他一手将“江相派”送上绝路!祖爷说我将来会明白,什么时候我才会明白呢?
漫长的刑期如黑夜般难熬,狱里,我时常想起以前的岁月,想起死去的老娘,想起祖爷,想起曾经的醉生梦死。
祖爷肯定想不到他死后社会会发生这么大变化,他想不到大跃进的火热,更想不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热和“破四旧”的力度。毕竟他只是个阴谋家,不是个政治家,随后二十年的风起云涌,没人预测得出。那箱子东西,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,才敢重见天日。
出狱后,第一件事就是想去看看祖爷的遗孀及儿子。但手里没钱,连盘缠都不够。我就在镇公私合营的供销合作社里找了份零工,挣钱攒盘缠。
那时全国都在大炼钢铁,一个小镇上竟然建起了1000多个炼钢炉,狂热的社员漫山遍野挖铁矿,恨不得把家里的锅碗瓢勺都扔进炼钢炉里熔了,我真怕他们一不留神把山口的那箱子宝贝挖出来。
有几天晌午,太阳烤着大地,人们都猫在家里避暑。我独自一人悄悄溜到后山岳家岭,远远望去,发现曾经的那两棵大槐树已经不在了。我心下一惊,紧跑几步,来到山口那个拐弯处,我在那里踱来踱去,凭感觉丈量那两棵树的位置,后来确定了范围后,就走了。我知道,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,你就是有再多的财宝,也花不出去,没人敢花,也没人敢要,bdi/bdi一切都是计划经济,何况这还是赃物。
第二年春天,终于攒够了盘缠,依照祖爷生前交代的地址,我去了趟山东。
费好大劲才找到了他们。见面时,那妇人愣住了。我见她不过三十多岁,说明她当初跟祖爷时才十八九,祖爷死时50岁,也就是说他们相差二十多岁。
那妇人把我上下打量,“你是?”
我百感交集,祖爷生前的一幕幕在我脑子里翻腾,“我……我是祖爷的徒弟,我代他来看看您。”
“祖爷?”那妇人不解地问。
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差点说走嘴,忙说:“就是您的丈夫,他是我的师父,我们都是古董行的。”我答应过祖爷,永远保守他的秘密。
那妇人好像凝固了一样,愣怔怔地看着我,好久,眼泪涌出,“他……他还在吗?”
我忍不住,也哭了,“祖爷在1952年害了风寒,后来感染了肺,最后……没有救过来……”
那妇人眼泪哗哗滚下。
我擦了把眼泪,说:“祖爷死前,还一直念叨着你。这些年来,我们这些商贩子都在接受政府改造,一直也不得空闲来看您,失礼了,失礼了。”
正聊天间,一个声音从屋外传来:“娘!”
我第一次看到了祖爷的血脉,那棱角,那眼神,和祖爷一模一样。
那妇人忙擦干眼泪,说:“孩儿,过来,跟叔叔打个招呼。”
我赶忙说:“使不得,使不得,我是祖爷的徒弟,我和公子是一个辈分的!”又从兜里拿出几枚糖果,给那孩子吃。孩子高兴地放进嘴里,吃得有滋有味。
我不禁慨叹,十年河东,十年河西啊,谁能想到这穷孩子的父亲曾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,谁又能想到祖爷每日一掷千金,他的后人竟如此清贫。
我给他们留了些钱就回来了,没敢提那箱子财宝的事,怕生祸端。
我本打算隔个一年半载的就去看他们娘儿俩一趟,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年。1959年开始,全国进入大饥荒,三年自然灾害,饿死了好多人。那时候,人饿到什么程度?往镇外抬尸体,一条半尺见宽的小垄沟,几个汉子都试来试去,不敢迈步,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,一旦倒下去,就再也爬不起来了。我有一次上厕所,提起裤子,刚站起来,眼前就一片漆黑,一头栽在地上,结果墙角正好有一个被砸破的生锈铁锅,额头正好撞在锅沿上,血流了一地。不是不惦记他们娘儿俩,真的是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。
第二次见到祖爷的遗孀时,是在1963年,岁月不饶人,那妇人苍老了许多,孩子也长高了许多。又隔两年,1965年再见时,她鬓角已添白,儿子已长大成人参军了。回到家,我感到无比欣慰,夜里,我对着祖爷行刑的地方烧了几张黄表,祖爷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我开始琢磨如何将那箱子东西给她。
第二年,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那年我38岁。六月,公社发出“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”的口号,号召大家“扫除一切牛鬼蛇神”。
我在后院挖了个深深的坑,将那箱子物件埋起来,上面堆上厚厚的鸡粪。我认为这样或许更安全。
“文革”期间,我不敢四处走动,更不敢去看那娘儿俩,怕惹出事端使他们受牵连。
历史终于走到了1976年,“文革”结束了,又过了几年,手里有些余钱了,1979年,我又一次踏上了去山东的火车,我要看看祖爷那两口人过得如何了。
祖爷的夫人比上次见时富态多了,而且成了当地中医诊所的主任。见我来了,激动地流泪了,她问我这些年过得好吗?“文革”中挨批斗了吗?我说一切都好,我告诉她我也结婚生子了,是龙凤胎,都10岁了。我问她,儿子复员了吗?她高兴地告诉我她儿子当了连长了,在越南前线立了一等功。
我不禁叹息,造化弄人啊,祖爷一生坑蒙拐骗,他的儿子却在为国尽忠,这也算替祖爷把债偿还了吧。
我觉得是该把祖爷留下的那箱子东西给她的时候了,我对她说:“祖爷死前留下些古玩和金条,祖爷告诉我风声不紧的时候再给你们,这些年破四旧,我不敢给你们,怕惹出事来,如今一切都过去了,该给你们了。”
当那沉甸甸的箱子摆在她面前时,她捂着嘴哭了,哭了好久,我也掉泪了,想起了祖爷,想起了曾经的岁月。
她接下来的举动出乎我的意料,她说:“交公吧。我1966年就入党了,也是个老党员了,这些东西属于国家所有,这是个原则问题。”
我傻傻地看了她良久,叹口气说:“好吧。但有一件你必须留下,就是那件雕龙玉璧,祖爷就是去山东淘那块玉的时候才认识你的,留个纪念吧。”
她把那块璧握在手里,贴在心口,又哭了。走出她的家门,我仰天长叹,祖爷啊,您交代我的事,我都办完了。
离别时,回望祖爷的遗孀,我.感到无比的辛酸:祖爷啊,当初为什么你没有带着她跑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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